我在六岁时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奖项，当时同学们选我为“最佳朋友”。我的父亲性格非常严厉，他告诉我，他们选我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是班里唯一的金发碧眼的同学。你可以想象，从那时起，让我真正感觉自己值得认可有多么难。

然而，还有其它更特殊的一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感觉难以认可自己为值得授予促进了国际刑法的人士。我总是认为，这样的人应该是那些处在危险环境当中，做出英雄般的行为，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或身体的人士。

我不属于工作在那样危险环境中的人士。我来自一个国家，其1976年至1983年间毁灭了我的国家的军事独裁曾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获得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强烈支持，而这个国家现正在起诉由当时的军事独裁政权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作为调查这些罪行部门的特别检察官的工作，并不是处于危险敌对环境当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份轻松的差事。我们仍然面临着极其缓慢、官僚、无能和低效的司法体制，即便在处理最普通的案件过程中，因而，根本没有准备好处理危害人类罪这样的严重罪行。而且，法院历来不愿对抗那些当权人士。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十分明确我们的工作原则，并确保坚守那些原则。

我们的主要挑战是需要使用平常的工具起诉不同寻常的罪行。换言之，我们在使用即便起诉普遍犯罪的罪犯都很低效的国内法来起诉国际罪行。而且，阿根廷法律不允许对某些案件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只能起诉所有已知的罪行，用以掩盖会导致不合理或偏见决定的个人选择。

仅仅由于诉讼时效不适用于危害人类罪案件，已经有很多案件被起诉并且罪犯也被定罪，尽管其他大部分案件的罪犯，会在进入庭审阶段前“老死”。

除了这些，让我们谈谈“操作性的问题”，我们同样面临着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一个以起诉这些罪行为社会政治准则的环境中，我们如何确保国际刑法不仅是用以起诉这些罪行，而且还是用以保护被告人权利的法律框架。或者，更广意义上而言，如何确保，在面临了多年的有罪无罚情势后，这些案件不会沦为胜利者的正义。

如果我今天可以说，在现在的阿根廷，起诉这些罪行是一项获得了广泛支持的国家政策，接下来的挑战就是确保对所有当事方的公正审判，而这样的局面要归功于太多不懈为之奋斗的人们，其中包括那些工作在刚提到的危险环境中的英雄们。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向所有这些人致以崇高的敬意。首先，我的敬意要给予那些我们的国家恐怖主义时期的受害者及其亲人，他们已经为了正义奋斗了30多年，而不是去报复。如果能允许我至少提及一个名字的话，我想到的是埃米利奥•米尼奥内 （Emilio Mignone）。他在高压的态势下，竟然做出了一个不符合逻辑的决定，那就是创建一个法律研究中心，为那些仍然“失踪”的人们争取正义，其中包括他的女儿 莫妮卡（Monica）。

其次，我想感谢我的团队，与我一起在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如果有一个原因可用以解释为什么我值得这一奖项，那就是我知人善任的能力。他们是投身于真理与法律的同事；他们作为法律职业人所拥有的对受害人超凡的理解及同情心，深刻影响着审判的过程及审判结果。

最后，我想感谢你们所有的人，代表在过去岁月里始终伴随着这一过程，以各种方式提供着支持和技术援助的国际社会。如果说有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转折点应该是1979年阿根廷镇压结束初期的承担事实调查任务的泛美委员会。今天，在这个我们共同探讨如何确保“刑事司法之外的国际罪行的国际事实调查任务的质量控制”的会议上，我谨向这一领域的先驱及其有意义的贡献致敬。

在我们起诉危害人类罪的工作中，我们依据先进的国际刑法及法学理论知识，使用你们所开发的法律工具，例如国际刑事法院案件矩阵（the ICC Case Matrix），莫腾•伯格斯默（Morten Bergsmo）将这个曾经不面向普通大众的法律工具项目推向世界各地，我们也因而能把工作完成的更出色。

所有这些工作的成果是法院作出的12个终身监禁判决及其他4个有罪判决，判定其操纵骇人听闻的阿根提秘密关押中心，导致大概三千至五千人的失踪。

基于这些原因，能为这样的审判工作成为了赋予我的特权。但这并不轻松，在很多案件中，我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但在今天看来，这一奖项的授予，让我觉得那些曾经艰难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决定。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